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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泄洪村的經濟樣本:不可承受的“自救”之重2016-07-14 11:15:33 | 編輯:niu | 查看: | 評論:0

騰訊財經 周純 許文苗 發自武漢 |編輯:丁磊洪水,對于多數人來說是陌生的。然而,對于住在泄洪區的人們來說,它是生活里的一種常態。

騰訊財經 周純 許文苗 發自武漢 |編輯:丁磊

洪水,對于多數人來說是陌生的。然而,對于住在泄洪區的人們來說,它是生活里的一種常態。

泄洪區(分洪區)是指在河流湖泊水位上升,達到洪水警報線時,由人工打開一缺口,向規定的地區引流洪水,以減少對水域周邊、尤其是大城市的的危害,這一規定引流地區就被稱為泄洪區。

60歲李愛蓮,已經在泄洪區生活了40多年。十年文革時期,年少的她,隨父母從沔陽逃荒到了消泗鄉。在當時,消泗鄉與沔陽相比猶如魚米之鄉。然而,讓李愛蓮始料未及的是,消泗鄉并未理想中的樂土。在這里,她的生活不斷遭受洪水滋擾,有時候她的土地幾乎顆粒無收。

消泗鄉位于武漢市蔡甸區西南一隅,距離武漢城區約80公里,與漢南區隔河相望,面積143.33平方公里,總人口1.96萬人。作為泄洪區,這里也是此次武漢洪災中,受災最嚴重的鄉鎮之一。

“當時的雨就跟瓢潑似的。”李愛蓮向騰訊財經《棱鏡》回憶起7月5日晚上的大轉移,仍心有余悸。這場持續了6個多小時的深夜大轉移,共轉移了消泗鄉1.2萬人。這些人以村為單位,被安置到各個學校、景區等14個安置點。

根據蔡甸區政府提供的數據,在此次洪災中,消泗鄉農作物絕收面積43352畝,直接經濟損失1.01億元;漁池絕收面積8370畝,直接經濟損失4185萬元。在統計的12個村莊中,李愛蓮所在的羅漢村受災最嚴重,農作物直接經濟損失1638萬元,過水房屋25戶,受損房屋5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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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注:港洲垸、羅漢垸、南邊湖垸、洪南垸、漁漢垸五個民垸全部進水,絕收面積31767畝,直接經濟損失8894.76萬元。圖為消泗鄉2016年災情統計表,蔡甸區政府提供。

對于李愛蓮而言,她的一生與水患搏斗過無數次,今年的經濟損失空前嚴重。盡管不用像1984年那次那樣,擔心口糧問題,但當她向《棱鏡》回憶起一次次的洪災、泄洪,語氣中有一種面對輪回的無力感。

從歷史上看,消泗鄉的存續、發展,與當年號召墾荒有一定關聯。如今,消泗鄉身在泄洪區,除了承擔洪水造成的不可抗損失之外,還需要自行承擔地區性的防洪、治洪工作與成本,這更使得當地可持續發展雪上加霜。

為此,因地制宜地轉型發展,發展工業與旅游業,成為諸如消泗鄉等泄洪區的出路。然而,以農業為基礎這些地區的轉型之路,并不輕松。

水患輪回,頻遭“絕收”

在李愛蓮的記憶中,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消泗鄉羅漢村還是一片濕地。

在國家開荒號召之下,李愛蓮跟隨父母從臨縣沔陽(現仙桃)搬遷到此地。一家人開始圍堤造地,憧憬這里的土地能帶來食物和安定。

與李愛蓮家類似的遷移案例,并不在少數。多位消泗鄉村民向《棱鏡》透露,他們都是四五十年前隨父輩一起遷居到此地。

自上世紀60年代以來,中國出現大規模圍墾造田現象。“地少人多讓這些群眾到濕地開墾,這些地區原本應該調蓄洪水,最后被人為開發,子孫在此繁衍,成為歷史遺留問題。”中國水利水電科學研究院教授劉樹坤向《棱鏡》解釋道。

四十多年后,身處安置中心的李愛蓮,心心念著家里的20畝土地。“家里就收了一季油菜花,播種下去的玉米、黃豆和棉花還躺在地里。”

“絕收”被李愛蓮反復提起。如果沒有洪水,李愛蓮一畝棉花地的收入是3000元、玉米2500元,黃豆在1000元左右。按照往年的情況,20畝土地上的這些作物,能給她帶來四萬六千元的收入和糧食。刨去土地租金、種子化肥等的成本,李愛蓮今年的收入應該在兩萬元左右。

消泗鄉緊急轉移行動已經過去一周,李愛蓮聽說這次大降水天氣要持續一個多月。“過了秋、百事休”,這意味著等她回家,將錯過所有播種的機會。李愛蓮盤算著,如果入冬前能種一季油菜花,來年春天還能有些許收入。

地處仙桃通順河下游分洪道南側的消泗鄉,由民堤民垸和濕地組成。歷史上,這里一直是分蓄洪區,遇大雨“十有九淹”,被稱為“水袋子”。

李愛蓮的生活也屢遭水患滋擾。

1983年6月中旬以來連降暴雨,漢江水位上漲到28.9米,蔡甸區被水圍困,消泗鄉最終炸堤泄洪。李愛蓮家的平房地處低洼地帶,洪水快淹到屋頂。李愛蓮一家人被迫借宿在地勢較高的村民家,直到一個多月洪水消退后才返家。

1984年,長江流域再現水患。消泗鄉上游的杜家臺開閘泄洪,受分洪水量波及,李愛蓮家再度被淹。那一年,因為提前收割了一些作物,加上政府給的救濟糧,家人才能勉強維系生活。

1998年,長江出現全流域特大洪水。飽受水患之苦的李愛蓮決定搬家。“那年我的兩個兒子都在上學,每天在水里趟來趟去,我擔心水來了人就沒了。”李愛蓮將老房子的宅基地改為田地,花費2萬元(當時中國農民年均收入2090元,)從村民手中買下高處住宅,用以躲避洪水。

此后,李愛蓮一家還經歷了2010年洪水。

李愛蓮在安置點向《棱鏡》談起這些過往稱,經歷多次洪水的她,即使在年初就得知今年的雨水會多過往年,仍然抱有一絲僥幸,依舊按照往年的規模播種。

用李愛蓮自己的的話說:“農民在家不種地,還能干啥呢?”

自籌資金,護堤自救

與李愛蓮所在的羅漢村安置點離家40多公里不同,曲口村的安置點漢南中學與村莊僅一河之隔。

73歲的黃永成說:穿過曲口大橋,步行一公里就能到達在對岸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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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通順河上的曲口大橋,水位已經接近低矮處的民房。

由于汛情緊張,隨時都有潰堤的危險,在5日晚上轉移出來之后,曲口村就被戒嚴了。與黃永成一樣,想回村喂喂家禽、或者想搬點東西出來的村民,都被安保人員攔在了橋頭,即使他們脖子上都掛著村委會臨時特制的“村民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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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曲口村村民向《棱鏡》展示的村民證,他們戲謔稱這是“難民證”。

“除非你們書記打電話過來,同意了才能進去。”一位年輕的安保小伙子一遍又一遍地向黃永成等前來試探的村民解釋。

《棱鏡》8日在漢南中學安置點再次見到黃永成的時候,他正搖著蒲扇,坐在一張狹小的行軍床上。在這間20多平方的教室里,課桌都被碼到了墻角,空出的地方擺放著22張行軍床。正值炎熱的晌午,沒有空調的教室悶熱得像一座蒸籠,有6臺壁扇在吱吱作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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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漢南中學安置點。

白天的安置點除了老人就是小孩。“像他們這些年輕一點的都上堤去了。”黃永成指著隔床的一位村民向《棱鏡》解釋到。而他口中所謂“年輕一點的”村民,今年也已經50多歲,兩鬢發白。

“我們這冒得(沒有)30多歲的年輕人,年輕人都出去打工了。”一位40多歲的婦女翻起身來補充稱,當天村里就出動了50多名男勞力、20多名婦女,去堤上搶險。

43歲的村民唐師年,看上去就是典型的莊稼人,皮膚曬得黝黑。在5號的暴雨之后,他這幾天每天都去上堤,主要工作是碼沙袋。

“由村書記組織,想去的就去,大家的積極性都很高。”他一邊說,一邊給《棱鏡》展示在堤上拍攝的視頻。視頻中,裝滿泥土的白色纖維袋被成堆地碼在堤上,另一邊則是一望無際的水域,齊堤高的水在風浪的推動下,已經滲透到垸子里來。

在村民自發上堤搶險4天后,10號上午,由于曲口村北堤水位告急,蔡甸區出動50名城管隊員到北垸壘堤搶險,奮戰3個小時才排除險情。在唐師年看來,絕大部分時候,村民們“只能自救”——除了人,還有錢。

《防洪法》第四十九條規定,江河、湖泊的治理和防洪工程設施的建設和維護所需投資,按照事權和財權相統一的原則,分級負責,由中央和地方財政承擔。

唐師年們所保護的堤壩,屬于民堤民垸。消泗鄉政府的一位官員向《棱鏡》介紹,按照相關規定,民堤民垸屬于各鄉鎮自己管轄的范圍,自籌資金進行管理。

入不敷出,補償寥寥

《防洪法》對民堤民垸的規定,不僅使得像消泗鄉這樣的分洪區,在洪災時節得不到國家人力上的優先支持;也由于缺乏專項資金支持,使得平時的防洪支出成為鄉政府的一大負擔,讓原本就不充裕的財政收入更加捉襟見肘。

據上述鄉政府官員介紹,消泗鄉擁有全區最長的民堤民垸堤線,全長98公里,都需要鄉里自己出資防守,牽涉到非常多的人力、物力和財力。由于堤線太長,平時只能對危險地段進行防護,但一遇到像今年這種全線面臨潰堤的極端情況,根本管不過來。

他以臨近鄉鎮侏儒山街做對比,侏儒山街的堤線僅長三四十公里,是消泗鄉的二分之一不到。“堤線長了之后險情也比較多,險情多了投入也會增加。”而由鄉里自籌資金來防洪是杯水車薪,受制于資金限制,使得消泗鄉水利堤防這一塊薄弱,基礎非常差,“一搞就潰堤”。

湖北省水利廳廳長王忠法在7月份也公開提到,長江一些支流堤防、民垸,至今普遍沒有進行標準建設,中小河流應對超標準洪水能力普遍偏弱。

消泗鄉防洪資金匱乏,并非個案。據《21世紀經濟報道》2012年報道,荊州當地的基層干部反饋,2006年以后,整個荊江流域的治理,國家投資項目減少,地方財政投入不足。分洪區荊州市公安縣的水利局官方表示,2006年至2015年,縣政府采取補助性政策投入水利工程資金總額為3960萬元,年均不到400萬元。然而,據測算,該縣平均每年用于小型泵站的維修改造與小型涵閘等配套工程建設資金需2500萬元。

以建泵站為例,需要建泵房、電費、人員管理費、維修費等各項開支。消泗鄉鄉政府官員向《棱鏡》保守估計,一個泵站一年的費用在30萬元左右,而這樣的泵站,僅在曲口村就有7臺。

作為一個農業型主導鄉鎮,消泗鄉的經濟在蔡甸區排名靠后。據蔡甸區政府官網公布的年鑒顯示,2012年全區生產總值為263.67億元,消泗鄉僅為5.2億元。和消泗鄉條件類似的侏儒山街為14.5億元。

在財政收支上,消泗鄉更是常年入不敷出。以2014年為例,全區完成公共財政預算收入42.6億元,消泗鄉財政收入僅為1918萬元,排名末尾,財政支出3402萬元;2012年財政收入1509萬元,僅為侏儒山街的一半,財政支出2700萬元。

“消泗鄉沒有自己的工業,基本上沒什么財政收入,只能爭取上級部門的支持。”上述鄉鎮府官員向《棱鏡》介紹道,如今靠種傳統的棉花、玉米、糧食根本賺不到錢,使得年輕的勞動力都轉移出去了。

按照消泗鄉總人口1.96萬人、此次轉移共1.6萬人的大數計算,消泗鄉在外務工的人員總計有3000多人,占比約18%。李愛蓮家的兒女也在外打工,由年屆六旬的她與丈夫照看小孩和土地。

值得一提的是,在實行分洪之后,國家會給予一定的補償。據中國水利水電科學研究院教授劉樹坤介紹,分洪區在運用分洪功能后,國家一般會從被保護地區的稅收中撥出部分資金來補償分洪區。

根據國務院發布施行的《蓄滯洪區運用補償暫行辦法》,蓄滯洪區運用后,區內居民的農作物、專業養殖、經濟林、住房等水毀損失,以及無法轉移的家庭農業生產機械和役畜、家庭主要耐用消費品水毀損失國家將給予補償。

至于補償標準,各類損失有所不同。農作物、專業養殖和經濟林,分別按照蓄滯洪前三年平均年產值的50%-70%、40%-50%、40%-50%補償。住房按照水毀損失的70%補償。家庭農業生產機械和役畜以及家庭主要耐用消費品,按照水毀損失的50%補償。

而多位村民向《棱鏡》反饋的信息是,往年洪災后的賠償少之甚少。李愛蓮回憶稱,1983年洪災過后,政府只給了一些救濟糧,并無資金補償。

連消泗鄉這位官員也坦承,往年洪災過后,政府也只能象征性地解決一點,不可能解決村民的根本問題,“還是得靠自己”。

工業受限,轉型不易

發展農業又繞不開“十年九汛”的難題,發展工業缺乏基礎,消泗鄉不是沒想過要轉型。

在劉樹坤看來,如何達到發展經濟和保障分洪功能的平衡,考驗著分洪區政府的智慧。

目前國家對于分洪區的發展秉持兩個原則:一是確保人口安全,一是“許出不許進”。“分洪區經濟過度發展,并不利于洪水風險管理。”劉樹坤表示,目前分洪區一般不允許外來人口落戶,嚴格控制資本投資進入,防范潛在洪水風險。

這意味高投資的工業城鎮模式,并不適合消泗鄉這樣的蓄洪村莊。“農業經濟+濕地經濟+旅游經濟”的模式,成為它的新選擇。“下一步我們想重點發展旅游業。” 前述消泗鄉官員稱。

《棱鏡》獲知,依托當地的油菜花和沉湖國際濕地資源,消泗鄉提出了“春觀油菜、夏賞野蓮、秋望蘆葦、冬探候鳥”的四季旅游概念。2012年就曾舉辦過武漢市第一屆觀鳥節,2013年開始,每年舉辦油菜花節。

一個泄洪村的經濟樣本:不可承受的“自救”之重

圖說:一塊巨大的指示牌涵蓋了消泗鄉的旅游資源。

旅游帶來的收入也呈增長之勢。2014年消泗鄉產生直接旅游收入1500萬元,比上年同期翻番;截至2015年3月,消泗鄉共接待旅客20萬余次,實現直接旅游收入5000萬元。

在前述官員看來,消泗鄉可以參照浙江西溪濕地的發展模式,“他們恢復了濕地,搞了個生態旅游,搞得還蠻好。”

公開資料顯示,西溪濕地內原有10個行政村、5.3萬人居住。2013年,杭州開始“西溪濕地綜合保護工程”,修復了45處自然和人文景觀。2005年,西溪國家濕地公園正式對外開放。同年接待游客485萬人次,實現經營收入2.76億元。

雖然找準了方向,但問題依然不少。按照政策要求,濕地區域不得建房子,不能遭受破壞,這就涉及到拆遷和修復的問題。這兩項巨大的工程,對于當下的消泗鄉而言,任重而道遠。

政府的此次救災行動得到了村民們的一致好評,用最年長的黃永成的話來說:有地方住,一日三餐有人管,每天還發一瓶水,有什么要求政府都盡量滿足,“這在以前都是想都不敢想的”。

然而,前述消泗鄉官員并沒有松一口氣。因為以他的經驗來看,救災工作不能搞長,搞長了就沒辦法保證各種問題不會出現。“在家千日好,在外一時難”,他當下最希望的是,趕緊把積水排出去,讓村民回家安頓下來,開展自救。

然而事與愿違,在連續放晴了一周之后,新一輪的強降雨于12日再次襲擊武漢,預計此輪降雨量將達到200—300毫米。

消泗鄉村民回家的歸期,還將推后。

(應采訪對象要求,李愛蓮、黃永成、唐師年,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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